【访谈稿】

我的文学路—李黎

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旅居在海外的李黎，历史专业背景，以文学创作为使命，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坚持民族主义情怀(曾经参加保钓运动)，以母语写作，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了四十余本著作。她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就是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亲笔为书名题字、丁玲作序。10月22日，黄河科技学院第32期真人图书馆对李黎进行了访谈，在接受访谈时，李黎讲述了她之所以喜欢文学创作，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用文字来表达想法和感情，以及她早年文学寻根的经历，她在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的引介下，拜访结识了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钱钟书、杨绛等文学大师，结集成《半生书缘》。她也介绍了她的近作《白鸽木兰》的创作过程。此书讲述她未曾谋面的公婆一一隐蔽战线爱国烈士、地下共产党员薛介民和姚明珠，在台湾为革命理想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采访|刘俊芳

问：李黎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采访到您，听说您大学是学历史专业的，而您之后一直从事的是文学创作，请问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李黎：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小时候还不能用文字很好表达之前，就用画连环画的方式讲故事，后来到了能用文字讲故事的时候，我就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想法和感情。

问：在您的文学道路上，您和国内很多作家都有交往，像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钱钟书等，您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也是由茅盾亲笔为书名题字、丁玲作序，能谈谈您和他们的文学友谊故事吗？

李黎：友谊不敢讲，因为他们都是大师和文学前辈，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有缘结识他们。我是1977年第一次回国，很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为我引荐，而能见到这些文学史上的大师。1979年，我见到了巴金先生。1980年底我拜见了茅盾先生，感谢他为我的小说集题字。那时候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可还是跟我谈了许多，题的“西江月”三个字，至今还挂在我家的墙上。同时也见到了丁玲先生，感谢她为我这本书作了序。后来也去见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90年代钱钟书先生住院的时候、以及钱先生逝世之后都有再见杨绛先生，其间也与她保持通信。1986年夏天，见到了沈从文先生，他的作品我一直非常喜爱，可惜那时沈先生中风不久，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我觉得我很幸运，赶上瞻仰这些位大师们最后的身影，能够亲自聆听他们。我将这些情景和心得记录下来，就有了《半生书缘》这本文学回忆录。

问：读了您的作品《三城之恋》，这本书由三个故事构成，各自成篇，互不联系，但仔细品味又感觉三个故事之间有着某种关联。在您的笔下，这些现代大都市中所谓的中青年白领们的心路历程、喜怒哀乐维妙维肖地呈现在书中，读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请问您是如何从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这些很有趣味的故事走进您的文学空间的？

李黎：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有半个世纪，我小说的背景用的很多都是在美华人，自己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大学教书的教师，这些人和我有着很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是怀着很深的家国之思到了美国。生活在异国，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他们的梦想也许实现也许幻灭、也许在梦想追求过程中学到了人生的很多功课，无论是甜的还是苦的，我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心情去描绘这样一群人。

《三城之恋》是三个中篇小说，《城下》的主人公原型背景其实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后来却心甘情愿“被逼”结婚，调侃“雅痞”的故事写的很轻松有趣。《双城》则是描写到了异国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可是等到再回到原来地方的时候，却发现需要一种新的调适，包括再次遇到自己当年的情人，成了对他的最大试探。我是从这样一个角色来显示他们的调适和矛盾，在原乡和新的国土之间的这种对比和冲突。第三篇《倾城》就比较沉重了，我是用洛杉矶大地震做一个象征，描述一个在追寻新的世界的家庭，三代人面临的困境、各自做出的牺牲，跟上一代和下一代观念的冲突等等，一场突发的地震带出来了所有的问题，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城市一样瞬间倾塌了。所以这三个故事虽然都是和爱情有关的，笔调和风格都不大一样，其实底下的那条线还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在美华人的故事。

问：您的近作《白鸽木兰》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您公公、婆婆的往事，作为儿媳妇，您是如何想到写这样一本书的？

李黎：这本书是我发表过的四十多本书中最特别的一本，也是我写作花了最多时间，写的时候最痛苦的一本书。这是一部家史，我丈夫的家史，但也是一段中国的历史。

我和我丈夫在念大学时相识，他是一个虽然念科学但具有人文素养、很有才气的年轻人，但在他身上有一种落寞和刚毅、一种隐藏痛苦的气质，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出自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父母是作为政治犯、“匪谍”被处死的，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太痛苦、太沉重，他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然而他的父母亲还是留下了一箱日记、信件、照片。我一直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是一对非比寻常的人，我想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究竟是被冤枉的、还是为了理想求仁得仁而牺牲的？他们的孩子无法去探求真相，任何其他的人既不能更不愿为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打开了那一个尘封多年的箱子，之后又经过近二十年在海峡两岸寻求线索和证据，以及访问了很多高龄而还在世的相关人物，特别是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台湾“国家档案局”关于我公公婆婆案件的2000多页解密材料。将这些全部审阅、整理出来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启动，我会很辛苦而且会很痛苦，可是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

2014年，我的公公婆婆被确认为烈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作为爱国青年，他们在抗战中为追求理想，我公公投笔从戎做了飞行员，我婆婆做治病救人的医生，他们临危受命参加隐蔽战线到台湾继续地下工作，这样的一对高贵的灵魂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只是承受了父母的原罪，生活在痛苦的阴影里。我想无论是做为家史还是国史，这段历史都不该湮灭。而我作为儿媳妇，一个大学时学历史，本身又能够执笔为文的人，真是责无旁贷。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追寻以及整理资料，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感觉好像和我的公公婆婆面对面一样，我终于知道了他们是如此相爱、如此高贵的两个灵魂，我无论多辛苦也要将这件事情承担下来。

我虽然是写小说的，但在写的过程中我必须控制自己，我不能够有丝毫去渲染、夸张，我必须保证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图片都是诚实的显现。终于，2019年11月，《白鸽木兰》繁体版首先在台湾问世，随即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19年十大中文好书(非小说类)之一。我很高兴台湾竟然能够出版这本书。大陆版是2020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白鸽木兰》的完成是我对公公婆婆的在天之灵有了交待，对他们的后人有了安慰。

问：最后想代学生问您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平常的学习和生活积累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李黎：首先要有对文学的兴趣和热情，我始终和年轻人说怎么样能够写好文章，就是读好的书。现在很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看网上的东西，在网上读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读真正的好书，要从经典读起。当你读了很多好的东西之后，自然而然就“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关于李黎：

李黎，本名鲍利黎，祖籍安徽，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到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上世纪70年代赴美，就读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所。曾任编辑及教职，现居美国加州斯坦福，专事写作。2021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小说、散文、翻译、电影剧本等逾四十部；获有多项小说奖、电影剧本奖(并摄成影片)。作品多次被选入台湾年度小说选、散文选；代表作被收入《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小说卷及散文卷、《廿世纪台湾文学金典》小说卷；并列为“台湾小说二十家”(1978-1998)之一。

著有小说《最后夜车》、《天堂鸟花》、《倾城》、《浮世》、《袋鼠男人》、《浮世书简》、《乐园不下雨》等；散文《别后》、《天地一游人》、《世界的回声》、《晴天笔记》、《寻找红气球》等；纪实文学《昨日之河》、《半生书缘》、《白鸽木兰》。译作有《美丽新世界》。